幸运赛车计划:何處是我家?一個美國華人家族的百年漂泊(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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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來源: 飯統戴老闆

14歲的鄺(Kuàng)泗收拾好行李,向身邊的親戚,還有故鄉點頭村倉促又鄭重的道別。

和1871年絕大多數中國山村一樣,點頭村安靜又貧窮,沒有電、沒有自來水、沒有玻璃窗,寺廟裡的鐘聲是唯一能讓人們察覺時光流逝的東西,以至於鄺泗日後回憶起來,也記不太清離家的年份。

他要先徒步半天到達佛山,接着是廣州。在鴉片戰爭之前,廣州十三行是閉關鎖國政策下唯一倖存的商貿樞紐。不過鄺泗不能在這裏停留太久,他得馬不停蹄的乘舢舨趕到香港,在那裡搭上輪船。

鄺泗的目的地叫金山,得名于彼時還未褪去的淘金熱潮。後來,淘金客在墨爾本發現了「新金山」,金山就成了「舊金山」。

四年前,他的父親鄺當沿着同樣的路線,去往大洋彼岸的異國陌土。身後,兩次鴉片戰爭轟開了天朝上國最後一塊遮羞布,緊接着降臨的便是腐敗、饑饉和戰亂,潦倒的人們湧向美國西海岸——那個傳說中的樂土。

去美國,與其說是去追求新生活,倒不如說是為了養活家人,為了活下去。正如《申報》日後的撰文:「中國人安土重遷,但人們卻不顧千難萬險,一心出國闖蕩。背井離鄉,亦是為了改變悲慘的命運。」

從1840年英國軍艦封鎖廣州,到1945年侵華日軍南京投降,這是古老中國最黑暗曲折的一百年,也是美國華人受盡屈辱與苦難的一百年。

01. 黃金與鐵路

活着到達舊金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像十七世紀的黑人奴隸一樣,華人勞工會被挨個裝進用木條釘死的船艙,在一個多月的航程里,他們每天只能得到一小桶用來洗漱和飲用的淡水,食物相當緊缺,自然也談不上乾淨。只有8成船員能夠挺過暈船、發霉的食物和壞血病,抵達港口。

儘管如此,鄺當在1867年到達舊金山的時候,還是對這座城市產生了些許好感。他認為座依山傍海的舊金山是個風水不錯的地方,碼頭上熟悉的鄉音也讓他倍感親切。同去的還有鄺泗的兩個哥哥:鄺禮和鄺忠,他們很快找到了代表中國的燈籠和杏黃色旗幟,那是舊金山最早的唐人街。

1848年,戰敗的墨西哥將加利福尼亞割讓給美國,那年3月,發現金子的消息登上了報紙的頭條,也傳到了墨西哥、南美和在鴉片戰爭后被迫開放的中國口岸。香港和廣州開始出現美國的船務公司,加利福尼亞被描繪成了一個安居致富的樂土,沒有起義軍,沒有滿大人,也沒有英國的軍艦。

第一批華人礦工抵達加州時,內華達山脈的崇山峻岭已經擠滿了前來淘金的南美人、歐洲人和美國人,衝突的種子就此埋下。當地政府與媒體從一開始就對華人沒有什麼好印象,他們相信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把其中的渣滓送來了西海岸,而自己有責任把留着奇怪辮子的劣等民族趕走。

金子越采越少,衝突愈演愈烈。零星的暴亂后,加州議會開始要求移民船主為每個中國移民交500美元的稅,而「外國礦工稅」則強制華人每月繳納3美元來換取採礦權。最荒誕的無疑是「警務稅」,它要求「不從事稻穀、甘蔗和茶葉生產」的華人,每月繳稅2.5美元——但加州從不出產這些作物。

各種各樣的稅款不單單是壓榨和驅逐的手段,也是暴力的合法憑證。把華人的辮子綁在一起已經是相對友好的娛樂,當地的白人時常會冒充徵稅官員大肆斂財,並把折磨華人礦工作為閑暇時的談資。

一本來自1855年的日記里曾有這些記載:「我沒有錢過聖誕節,所以我只好用假收據向中國佬收錢」、「遺憾的是,我不得不用刀捅死這個可憐人,因為他不肯交稅」。

儘管艱難如斯,還是有大把的華人不堪忍受清廷的腐敗和家鄉的戰亂遠渡重洋。少數中國商人通過移民和勞務中介獲利頗豐,並在舊金山陸續組建了六家以鄉籍和宗族為紐帶的公司,被華人勞工稱為「中華總會館(SixCompanies)」。之後的很長時間里,會館成了華人礦工們的庇護所。

到1855年,會館已經有近4萬華人移民登記在冊,享受代理船票、工作中介和醫療服務。

鄺當和兩個兒子通過會館拿到過冬的衣物,還有一封鐵路公司的推薦信。1863年,中央太平洋鐵路破土動工,美國人相信,建造了萬里長城的民族修起鐵路顯然綽綽有餘。那時加州的金沙早已淘盡,貫穿東西的軌道渴求着廉價勞動力。

最初,加州的包工頭堅持「不當中國人的老闆」,但他們很快發現身材瘦小的華人勞工個個吃苦耐勞。當時,白人的月薪動輒達到50美元上下,華人則只能拿26美元的工資,並且不用承擔食宿。

1865年2月,第一批華人開始上工。那是個殘忍又無情的冬天:在長達五個月的暴風雪中,華人被安排修建最危險的塞拉嶺通道,數百名華人勞工被雪崩捲走,但工程並沒有因此停下來。冰雪融化時,裸露出來的屍體依然矗立在山間,僵硬的臉上流露着死神將至時的恐懼。

好在鄺當和兩個孩子趕上了好時候,最艱險的路段已經竣工,營地里滿是操着粵語的同鄉。工作雖然辛苦,但至少安全許多,收入也還過得去。大部分華人勞工每月都能存下13美元,相比之下,中國的農民每月只有1美元左右的收入。

鄺當在國內是個小有名氣的中醫,因此在閑暇時,他會用從中國帶來的草藥熬制湯藥,幫助患了病的工友。但對那些摔下懸崖、或是被炸的血肉模糊的人,鄺當也無能為力,他只能和幾個鄉親將工友的屍首就地掩埋並做上記號,等着工程結束,取出遺骨回國安葬。

由於鐵路建設帶來的勞動力缺口,美國人開始迫切的需要華人勞工修築鐵路,受雇於清王朝的蒲安臣(Anson Burlingame),在1868年夏天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《蒲安臣條約》,規定中美間移民自由,並彼此享有最惠國國民待遇,這也為中國勞工移民美國敞開了大門。

當時,在太平洋鐵路工程中,華人的比例一度高達95%,成為美國鐵路線建設的中堅力量。但看似平等的《蒲安臣條約》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平等,華人為年輕的加州提供了稅收與大量廉價的服務,卻無權享受教育、醫療等公共設施,而在施工期間,工頭的辱罵毆打更是司空見慣。

1869年5月10日,太平洋鐵路在猶他州的普羅沃打下最後一顆道釘,超過一萬名華人勞工參加了當天的竣工典禮,但在後來的照片中,沒有出現哪怕一個中國人的面孔。

鄺當和同鄉人來不及挖出工友的遺骨,便被公司解僱。他和兩個孩子只能沿着他們親手鋪設的鐵路,來到了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,大多數華人會經過這裏前往舊金山,並在那邊踏上回中國的歸途。也有人前往東部,在俄勒岡尋找鐵路工程。

轟轟烈烈的鐵路建設偃旗息鼓,表面的和平也戛然而止。到了1869年,美國經濟迎來衰退,而吃苦又廉價的華人,則再度成了出氣筒。

02. 「趕走中國佬」

在薩克拉門托,鄺當能做的也就是他的老行當:治病,他開了一家藥房,並將它命名為「功萃昌」。

來找鄺當看病的大多是中國婦女,這些人幾乎全是妓女。《舊金山記事報》在1869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,「每一個從中國輪船上下來的女人,都註定要被送進窯子」。

在鄺當的故鄉廣東,潦倒的農民會以相當於五美元的價格把女兒賣到廣州,或是直接遺棄。有組織的人口販賣團伙則在廣州以五十美元的價格收購女孩,並賄賂海關和移民局官員,使得這些女孩能夠以「貨物」的身份抵達舊金山。

這是一筆利潤豐厚的買賣,每個女孩能在舊金山賣到200到500美元,有點姿色的姑娘甚至能賣到1000美元。

南北戰爭終結了蓄奴制度,人口買賣卻被保留了下來,絕大多數女孩會被妓院買走,少部分則成為有錢人家的「沒有工資的侍女」:這是「洩慾工具」的體面說法。

住在「鴿子籠」里的華人妓女也成為了媒體的矛頭所指,在1862年舊金山的天花疫情中,儘管華人病例佔比不到5%,但調查委員會依然把天花歸咎於唐人街的妓院:「傳染病的實驗室就在我們城市的心臟,夜以繼日的排放致命毒素,污染我們富有、聰慧的街道,必須連根拔除這個中國毒瘤」。

醫學界斷言華人妓女的到來引發了梅毒流行,因為「中國女人的陰道是橫着長的」,只有鄺當這樣的中國醫生能給華人妓女提供醫療服務,鄺禮和鄺忠可以幫他打下手,或者在唐人街找點別的活干。

閑下來的時候,鄺當也會在賭場里賭錢,當作在他鄉排解寂寞的方法。後來,他娶了一位舊金山的華人妓女。

這些消息並沒有傳到廣東的點頭村,鄺泗和母親雪英只知道鐵路已經完工,但父親卻沒回來。村裡一對年邁的夫婦願意資助鄺泗去美國尋找父親,但在出發前,鄺泗得先成家。婚事由母親安排,新娘是十歲的姑娘楊氏。

雪英相信,如果結了婚,那麼在遠走他鄉的歲月里,鄺泗才能牢牢記住小小的點頭村,還有母親和妻子,儘管她自己的丈夫後來並沒有信守這些承諾。

對於十四歲的鄺泗來說,這一切都太突然、太迅速,除了父親修築的鐵路,他對大洋彼岸一無所知。他從回鄉人口中得知,白鬼不喜歡華人、黑人和印第安人,生活會很艱難。但話說回來,比起滿目瘡痍的大 清國,又能艱難到哪去呢?

1871年夏天,鄺泗搭乘的輪船在舊金山港口靠岸,港口的景象與父親來時別無二致,華人勞工一批又一批的走下甲板,在碼頭換上乾淨的棉布衣服,通過細微的口音差異迅速聚集成新的大大小小的組織。

當時,加州華人的處境伴隨鐵路的竣工越來越艱難,大量的勞動力被分流到鐵路沿線的油田、礦井和鍊鋼廠,地主和資本家對華人勞工青睞有加,他們覺得華人勤奮、規矩,而且願意干臟活累活,比如把布滿淤泥的薩克拉門托沼澤地變成阡陌縱橫的耕地。

但白人平民對此怒火中燒,覺得中國人搶走了本屬於自己的工作。媒體自然不會錯過這個興風作浪的機會,他們一邊聲稱華人賺走了美國的錢,卻「從不向美國國旗敬禮」,也不遵循上帝的指引,另一邊卻對華人農工開墾田地、培育作物的功勞三緘其口。

鄺泗輾轉抵達薩克拉門托的那個秋天,一場針對華人的屠殺降臨在洛杉磯。暴行的起因是兩家華人公司的商業糾紛,但洛杉磯警員非但沒有制止衝突,反而示意圍觀的白人射殺「任何敢於離家的華人」。

私刑的狂歡就此上演,華人的洗衣店和雜貨店被挨個焚燒,蜷縮在家裡的華人平民也被拖出家門,用晾衣繩弔死。事後,暴民們剪下華人的辮子,當作戰利品炫耀。當地報紙用幸災樂禍的口吻複述着,「大半個城的居民都在圍觀,看他們脖子上套着的絞索,奄奄一息的樣子。暴怒民眾狂歡、譏笑垂死的中國佬。」

在薩克拉門托輾轉幾家草藥店之後,鄺泗終於出現在了功萃昌的門口,他見到了兩個哥哥,鄺忠和鄺禮,還有陪在父親身邊的二房太太。

鄺當從沒想過能在美國遇見鄺。通過詳細詢問兒子,鄺當知道了點頭村裡雪英和其他同鄉的艱難生活。幾個月的短暫團聚后,鄺當決定回家,他把三個孩子留在了薩克拉門托,自己帶着二房太太回到了廣東。

在之後的一年裡,這個連姓名都沒留下的二房太太無數次懇求鄺當帶她回到美國。一次次收到冷漠的拒絕之後,二房太太在第二年春天吞金自盡。如同那個年代同樣悲慘的中國婦女一樣,她的死亡只是平添了同村人茶餘飯後的談資,「你知道嗎?她是個妓女。」

鄺當在家鄉的歲月則要風光的多。儘管他在舊金山只是個卑微的劣等華人,但在老家點頭村,他的西裝、禮帽和一同帶回的新奇物品足夠讓他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體面人。他用攢下來的錢蓋了一間磚房,並在這房間里沒好氣地處理兩個老婆之間的明爭暗鬥,直到其中一方死去。

在美國,鄺泗見證着加州華人的處境愈發兇險,政府對排華浪潮不再是袖手旁觀,而是變成了幫凶。儘管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賦予了黑人投票權,但加州的華人依然無權投票。洛杉磯政府同年頒佈法規,禁止任何人居住在小於14平米的空間內,這條法律顯然是針對為了省錢一起租房的華人。

在長時間的相處中,美國人發現華人謙遜、溫順,似乎從不會為自己爭取政治權利,種種歧視性的法規也就愈加有恃無恐,比如「華人漁民稅」、「華人警察稅」、「洗衣送件稅」。最為荒誕的是舊金山出台的一項街道管理規定,它禁止街道上的行人用竹竿把東西挑在肩上,在當地只有華人會這樣做。

鄺泗不懂中醫,對父親的藥房也沒有什麼興趣。在鄺當回國后,鄺泗一直混跡在當地的唐人街,干農活、拖地板或是洗盤子,還在制衣廠當過一段時間工人。他一邊渴望能被唐人街以外的世界所接納,一邊聽着身邊人各種各樣的告誡,要提防那些不懷好意的白鬼。

慢慢的,鄺泗發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是推銷員,挨家挨戶的賣帽子、刷子這樣的小玩意,除了中國人,買家大多都是白人婦女,能夠用相對和藹的態度對待鄺泗。

在這個過程中,鄺泗慢慢意識到如果想融入富裕的白人社會——比如輪船甲板上舉辦的維多利亞式的舞會,就必須變得有錢。只有政府官員和有錢的商人能得到警方的庇護,否則就只能呆在甲板下面的「中國艙」,和自己的老鄉為伍。

03. 以民主的名義排華

功萃昌很快就變成了一個空蕩蕩的門面,因為三個孩子都不懂得怎麼給別人治病。當時,鄺禮和鄺忠在制衣廠工作,每月大概能賺20美元,留下食宿和消遣的花銷,剩下的按部就班寄給家人。鄺泗有更大的野心,他發現只有自己當老闆,才能擺脫白人的擺布。

白人們覺得華人賺走了美元,卻不在這個國家消費,而是把錢寄給中國的家人,這是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。各種各樣的工人聯合會在這一時期誕生,只不過他們的敵人不是資本家,而是華人。

在加州北部的奧羅維爾,失業白人組建的「白人會」一邊呼籲公司「只雇傭白人」,威脅要消滅向華人提供工作的公司;一邊放火焚燒當地的華人聚居區。當地的《奧羅維爾信使報》就曾幸災樂禍的撰文,「唐人街被燒毀了一半,那是卑賤中最卑賤的地方,如果能再燒毀幾家,我們將更高興的予以報道。」

更多荒謬的稅收和法案也在加州各地頒佈,而它們出現的原因,恰恰是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。

政客們發現,若想得到廣大白人工人的選票,就必須要反對華人,讓一切針對華人的立法能夠儘快通過。一些煽動性的奇怪理論往往能讓政客在選舉中穩操勝券,比如「華人正在竊取我們的工作機會」、「我們不會把國家讓給中國人」、「華人總喜歡把屍骨運回中國,莫非美利堅的黃土埋不了他們?」

1876年,在南北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拉瑟福德·海斯(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)就任美國總統,他義正辭嚴的在演說中宣誓自己的立場:「我們對付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經驗也可以用在華人身上,我會優先考慮用任何合適的手段,阻止中國人抵達我們的海岸。」

在薩克拉門託大大小小的妓院里,鄺泗發現了商機,他決定開始向妓女售賣絲質的情趣內衣。兩個哥哥都有在制衣廠的工作經驗,鄺泗則是個優秀的銷售員,他的英語更好,也更機靈,懂得如何對付難纏的白人暴民和警察,確實有些生意人的天資。

與普通婦女不同,妓女們喜歡看起來更昂貴、奢侈的面料,這讓鄺泗想到了中國的絲綢,比起人蔘、竹筍和醬油這些東西,絲綢已經成功證明了自己在西方國家有不小的市場。同時,這也是一種能夠從中國廉價買進,在美國賣出高價的東西。

三兄弟存夠了錢,內衣作坊開了起來,鄺禮和鄺忠負責生產,鄺泗穿梭在聲色場所推銷。一家日本雜貨店的老闆為鄺泗供應絲綢和其他布料,作坊的工人大多是來自澳門、中山或廣州的華人,相比美國人,他們更願意為鄺泗打工。

雖然有利可圖,但生意從一開始就註定艱難,尤其是當政府也開始主動對付華人時。對華人的限制已經蔓延到了鞭炮、銅鑼和辮子,清廷也曾就美國迫害華人提出抗議,但美國政府並沒有理會這個正在潰爛的封建帝國。

鄺泗以為自己有足夠的心理準備,在美國的生活讓他看盡了白人對華人的種種壓迫和暴行。但當他聽到作坊的工人談論政府正在籌劃的排華法案時,還是有些不敢相信。作坊風聲鶴唳、人人自危,像隨時會坍塌的城堡,工人開始向鄺泗求助,希望他能趕在法案頒佈前幫忙把中國的親人帶到美國來。

1882年5月6日,鄺泗和工人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發生了,總統阿瑟(ChesterA. Authur)簽署了《關於執行有關華人條約諸規定的法律》。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,人們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:《排華法案》

法案禁止華人勞工及其親屬入境、禁止境內華人成為美國公民、禁止回國探親的華人再返回美國,毫無死角的排斥華人融入美國社會。同時規定,只有持有中國政府的英文證件的商人、政府官員,方可進入美國,而非法入境的華人,將在法案頒佈后被驅逐出境。這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惡法。

兩年後,國會通過修正案,將排華法案內容適用於全體華人,哪怕他們已經獲得了美國國籍。在鄺泗最壞的設想里,也沒料想到這般境地。

《排華法案》給接下來暴力和兇殘的大驅逐開了綠燈,在亞利桑那,牛仔把華人綁在牛背上,再把牛趕往沙漠。在阿拉斯加,牛背變成了小船,載着被捆起來的華人在大洋上漂流。槍手和亡命徒差不多是唯一反對法案的群體,他們大聲嚷嚷着:「你們把中國佬都趕走了,誰他媽來給我洗衣服?」

儘管鄺泗的身份是商人,但他也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。中國公司必須每年上報兩次「公司合伙人」的數量,防止有華人勞工冒充「商人」身份入境。

政府領導的排華行動並沒有在十年期限后終止,1892年,《排華法案》失效之際,國會通過了加州議員吉爾里提交的新法案,除了把排華期限又延長了十年,《吉爾里法案》還增加了更嚴苛的要求:

1.取消對華人的人身保護令,華人不得申請保釋;2.華人無權在法庭上作證;3.在美華人必須得到「有威望的」美國白人的擔保,才能登記留美(其他國家移民不需要登記);4.華人必須將居住許可證黏貼在身上,違反者將被立即驅逐出境——這條規定也被稱作「狗牌法」。

「狗牌法」是個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侮辱,中華總會館發出公告,號召全美11萬華人發起不服從運動,他們在公告中稱,「除了美國,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這樣對待華人。我們要向我國使節申訴,請他們幫助我們反抗這樣的不義。 」

只是,當時大清國的使節,又能做些什麼呢?

04. 愛情與家庭

1893年8月,一個85人的使團代表清政府到達美國,在一系列談判后,使團向美國發出了最後通牒:如果國會不能立刻廢除《吉爾里法案》並保護加州華人,那麼清廷就將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。

但強硬的通牒卻變成了一個笑話,雙方最終簽訂了一個《葛遜陽條約》,美國人將為洋務運動中的工廠提供機器和鐵路,作為交換,清政府把《排華法案》升級為國際條約, 明確表示美國有權要求華人進行登記,並佩戴「狗牌」。

事情到這裏就再清楚不過了:大清國拋棄了他的人民。

兩年後,北洋水師在渤海灣全軍覆沒,甲午戰爭的失敗讓鄺泗意識到,美國人不會停止對華人的欺壓,清廷也永遠不會維護同胞的權利。他能夠依靠的,只有他自己。

1894年,鄺泗把公司名改成了「萃安」,相比父親留下的「功萃昌」,這是個看起來「不那麼中國」的名字。商人的身份是一個脆弱卻實用的保護傘,暴民一般不會找華人商人的麻煩。

公司變成了合股企業,鄺禮、鄺忠,還有遠在中國的鄺當和弟弟鄺庸都被列為合伙人,這是為了讓他們能夠獲得「商人」身份,合法的出入美國。後來,幾個堂兄弟和鄺氏族親也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合法身份。

那年秋天,鄺泗遇見了比自己小十九歲的白人女孩蒂茜,他不明白為什麼這個白人姑娘會愛上一個被排擠的中國老闆。儘管蒂茜知道鄺泗在中國還有個只見過一面的妻子,但她覺得自己能理解中國的傳統。

1897年1月15日,鄺泗與蒂茜結為夫妻,由於加州禁止白人與華人通婚,兩人只能找了一位律師,起草了一份「合約」,代表他們的婚姻。蒂茜把自己和中國人結婚消息寫信告訴了幾個哥哥,但她明白,當親人們知道她成為中國人的妻子時,自己就不再屬於那個家了,也不會再見到他們了。

蒂茜對丈夫的情趣內衣生意頗有微詞,她希望鄺泗能做些更體面的買賣。與此同時,薩克拉門托的唐人街越來越不安全,在蒂茜的提議下,夫妻倆帶着工人搬到了南邊的洛杉磯,這裏的華人數量更多,已經有了同鄉會、華人聯合會這樣的組織,為當地華人提供庇護。

鄺泗把家安在離唐人街不遠的百老匯大街,在那裡開了一間古董店。和鄺泗打交道的大多是富裕的白人中產階級,雖然還是被歧視,但他至少不必擔心自己的商店會被一把火燒乾凈了。

1898年5月22日,鄺泗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,蒂茜給孩子起名叫「米爾頓」,鄺泗同意了,但他內心依然堅持兒子應該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,他給孩子取名為「明福」,寓意「幸福的明朝」。雖然鄺泗沒經歷過那個王朝,但他相信比起大清國,那一定是個政治清明、生活安穩的年代。

兩年後,第二個兒子「雷」也出生了,鄺泗給他取名叫「明洪」。他聽從蒂茜的建議,做起了工藝品生意,綢緞、屏風、栗木傢具和日本細瓷在當時頗受歡迎。正如蒂茜所說,白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真正價格,往往願意支付高的離譜的價錢。

此時的中國一片混亂:八國聯軍的入侵、義和團、辛丑條約,這讓鄺泗感到擔憂。雖然他每月都往國內寄錢,但家裡的情況究竟如何,有沒有被戰亂和災禍波及,他一無所知。1901年9月,聽到了義和團被平定的消息,鄺泗決定不再久留,他帶着妻子和孩子前往舊金山,在那裡搭船回國。

蒂茜對這趟旅程滿懷期待,她一直想看看丈夫長大的村莊,還有中國的親人。鄺泗專門帶上了做內衣生意時使用的縫紉機,準備送給母親和點頭村的其他人。當一家人在10月到達點頭村,轎夫們從車上卸下縫紉機時,幾乎全村人都來圍觀。

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衣錦還鄉,只不過點頭村的一切和鄺泗期待的有所不同:他的大哥死於吸食鴉片,早先回來的鄺禮和鄺忠也陸續結婚生子。鄺泗在14歲時娶的妻子楊氏,已經變成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婆。他還找到了當年資助他去美國的那對夫婦,給了他們兩千美元作為答謝。

唯一的驚喜來自弟弟鄺庸,雖然他沒有如鄺泗希望的那樣考上狀元,但他卻擁有和鄺泗一樣的生意天賦。他很快就記住了美國海關署的各種稅率,以及如何用英文去討價還價。鄺泗大喜過望,他一直想要一個聰明又受過教育的合伙人,更何況鄺庸還是自己的家人。

1902年9月,在家鄉平靜的生活了一年後,鄺泗帶着家人回到了舊金山,他們在富人聚集的帕薩迪納開了一家新店。兩年後,鄺庸和鄺忠也來到了帕薩迪納,他們早已取得了商人身份,所以在港口沒遇到太多麻煩。

緊接着,鄺泗又開了第二家、第三家分店,萃安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,他的另外兩個孩子也陸續降生。雖然華人的處境沒有太大改善,但鄺泗已經成為了一個在白人群體中有頭有臉的商人:他在拉哈布拉有四十四英畝土地,在長灘附近也有些地產,就像朋友所說,他是個「十足的美國化的中國佬」。

但在鄺泗心裏,他依然為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感到自豪,他覺得自己用古老中國的智慧和精明戰勝了白人——加州禁止華人購買和擁有土地,但他的土地使用商品直接換來的,並置於美國老婆的名下。他的員工都有正兒八經的「商人」身份,讓移民官無可奈何。

這所有的一切,都來自於自己的打拚,與大清國沒有任何關係。所以當蒂茜告訴鄺泗「你在美國,而不是在大清國的統治下」的時候,鄺泗毫不猶豫的剪掉了自己的辮子,換成了幹練的短髮。

05. 反抗與鬥爭

1903年8月13日,清廷駐美公使譚錦鏞赴美出差,在舊金山,一個美國警察將不顧譚錦鏞的公使身份,稱他為「黃豬」,並將他的辮子比作豬尾巴。譚錦鏞忍無可忍,便回應說,「中國人也是人!」

這句「中國人也是人」讓譚錦鏞遭到了警察和同事的毒打,緊接着,警察們又用他的辮子把他綁在籬笆上示眾。譚錦鏞出示證件表明公使身份,但換來的卻是「只要是中國人都得挨打」的回應,和更加兇狠的毆打。

遭此侮辱,譚錦鏞最終投河自盡。消息傳到中國,民情憤慨,之後的《葛遜陽條約》事件則進一步加深了華人的憤恨。

1904年,《葛遜陽條約》到期,美國希望將條約再度續期十年,並將華人勞工的禁區擴展到夏威夷和菲律賓這樣的海外屬地。這項提議遭到了駐美欽差大臣梁誠的堅決反對,美國政府隨即命令駐華公使洛克希爾(Rockhill,也譯為柔克義)前往紫禁城,直接跟清政府談判。

加州華人早已預感清廷會再度屈服,便決定先發制人。1905年4月底,北美華商向上海總商會發送電報,稱希望發動國內群眾抵制美貨,逼迫美國改變排華政策。上海總商會在五月發出號召,包括禁用美國機器、拒絕美國商船運輸、不擔任美國商行翻譯等內容。

這場運動得到了商界、學術界與媒體的全力配合,廣州也在6月成立了「抵制條約不用美貨公所」,甚至連廣州兒童也成立了「中國童子抵制美貨會」。

但清政府並沒有借這個機會與美國展開談判,反而在八月與美國達成協議,同意出面鎮壓這場抵制運動。11月初,廣州爆發了「連州教案」,5名傳教士被殺,西奧多·羅斯福總統隨即下令海軍艦隊在中國沿海集結,並繼續對清廷施壓。

1906年2月13日,迫於美國的壓力,清政府宣布嚴厲鎮壓抵制運動。儘管沒能逼迫美國在排華政策上做出讓步,但華人的怒火已經被徹底點燃了。

此後,華人團體在美國各地組織起零星的反排華行動。對鄺泗來說,雖然他已躋身中產階層,但在內心深處,他依然把白人當作「番鬼」,他同時也清楚,無論再怎麼有錢,白人都不會真正尊重自己。

這種觀念最終影響了他和蒂茜的婚姻,他希望自己的女兒西茜去上唐人街上的中文學校,但蒂茜堅持讓孩子學英語、接受美國教育。她告訴鄺泗,他們和他們的孩子都是美國人,必須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。

「不行,她是一個中國人的女兒,要學做女紅,學會三從,才能成為好的妻子。」鄺泗這麼回答。同樣的爭吵也逐漸蔓延到財務的規劃,蒂茜希望鄺泗能花錢打理打理長灘或拉哈布拉的地產,但鄺泗堅持把錢寄回點頭村,在那裡給村民修建學校,為自己置地築房。

「我是中國人。」鄺泗心裏這麼想,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風風光光的回國頤養天年,並在故土落葉歸根,他不能讓自己死在美國的土地上。

鄺泗每天通過報紙關心着同胞的生存,在報紙上,華人的蔬菜車被掀翻、辮子被隨意撕扯、因為種種微不足道的原因被殺死。他也讀到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,大清國總算咽氣了。鄺泗決定等到時局穩定下來,就回中國看看。

這一等便是九年:美國在一戰中發了大財,白人們花了快一個世紀終於弄明白,給他們帶來艱難和貧困的不是華人,而是洛克菲勒、J·P·摩根與貪婪的華爾街,華人的處境總算有了些改善。中國則是一片混亂,北洋復辟、軍閥混戰、主權淪喪。

1919年7月17日,鄺泗一家登上了南京號汽輪,二十九天的航程后,汽輪在香港靠岸。距離他們上一次回到中國,已經過去了十九年。

這些年間,鄺泗的父親鄺當、妹妹鄺琳和第一任妻子楊氏相繼去世。香港已是生機勃勃,但點頭村依然窮困,依然沒有電、自來水和玻璃窗,只有一道環繞村子的圍牆,保護村民們免遭軍閥和土匪的侵襲。

鄺泗宴請了全村人,並按照廣東的傳統給村民分發了「利是」,他拿出了一萬美元,準備幫村民開辦一間農場。之後,鄺泗在佛山購買了房產,準備開一間酒店,這再度引起了蒂茜的不滿。

「鄺泗,我們住在洛杉磯,為什麼要在這裏建一座樓房?」蒂茜質問着,她不理解為什麼鄺泗執意要在中國購置如此多的地產,而且從不考慮自己的意見。更讓她驚訝的是,鄺泗準備把他們的第四個兒子埃迪留在中國,按照當地的傳統,照顧年過九旬的母親。

「埃迪?他才14歲!」蒂茜明白,鄺泗是想讓埃迪在中國照顧新近購置的地產和工廠。

「14歲不小了,我14歲的時候,已經去加利福尼亞了。」鄺泗回答說,「埃迪留在這裏,上學,學中文。」

爭論無疾而終,1920年1月,失望的蒂茜決定帶着孩子們先返回美國,鄺泗則留在中國照顧生意,他的佛山大酒店在那年年初竣工,浴缸、馬桶和自來水在當時的中國都是稀奇玩意。

他依然沒有原諒蒂茜,他覺得妻子應該服從自己的決定,並成為得力的助手。蒂茜則愈發不能忍受鄺泗的故土情結,她不希望丈夫一邊在美國享受生意和家庭生活,一邊卻總想着回到祖國的懷抱。

1921年初,65歲的鄺泗在家鄉迎娶了16歲的姑娘顏紅,並生下了一個女孩。在埃迪走後,鄺泗需要一個合伙人照顧中國的生意,而這個人必須是他的血親。這樁婚事讓蒂茜徹底絕望,1922年,鄺泗回到美國后,兩人在律師的見證下正式離婚。

 

鄺泗全家福

 

(左二鄺泗、右二蒂茜,其餘為兩人的孩子)

當然,「離婚」只不過是宣布當初的合約無效罷了。在禁止異族通婚的加州,鄺泗和蒂茜的婚姻從未被這個國家承認過。

06. 何處是我家

回到美國處理完那一團麻的家事,鄺泗得以騰出精力審視自己在美國的努力和拼搏:他一直試圖融入美國,但在這裏,他真的很富有嗎?美國人在乎過他想什麼嗎?美國人有沒有真正尊重過他,還是僅僅把他當作「一個有趣的中國佬」?

答案在他的腦海里盤旋着——沒有,沒有,沒有。只有在故鄉、那個小小的點頭村,他才能得到真正的讚許和尊重。但他又沒辦法在故鄉生活,從鴉片戰爭,到辛丑條約,再到辛亥革命,中國一直充斥着炮火和混亂。現在,日本人又佔領了東北,戰爭打響了,錢再多又有什麼用呢?

這種彷徨和矛盾困擾着鄺泗,還有美國各地的華人商人,正如《洛杉磯時報》的華裔記者露易絲·梁的那篇文章一樣:《請告訴我,我是誰?華人還是美國人?》

經濟危機和大蕭條讓唐人街又一次陷入坎坷,每天能掙到一美元就算得上高薪了,就連鄺泗的古董店第一次出現了大幅虧損。不少中國人把所有積蓄寄回國,再跨過邊境故意讓移民署抓住,這樣就能免費回家了。

1937年7月,侵華日軍發動了全面進攻。面對孱弱的中國軍隊,日本人節節勝利。鄺泗知道這次日本人的進攻來頭不小,但他沒想到會是這般劇烈。不久后,他便得知佛山大酒店成為了日軍的戰時司令部,還有那些鄉親們的悲慘命運。

戰爭打響后,聯邦政府慢慢改變了對待華人的方式。當時,美國華人正聯手抵制日貨,圍攻日本人的工廠和公司,小部分華人開始上街遊行,抗議美國公司向日本銷售鋼鐵和原油。為了避免矛盾激化,政府承諾將對各地的唐人街進行改造和翻修。

到1941年底,珍珠港的空襲促使美國也加入了戰爭,中美變成了盟友,美國人的矛頭在一夜之間轉到了日本人面前。

為了避免被搞混,中華總會管開始向華人派發印着中美兩國國旗的註冊證件,以證明持證者是中國人。《洛杉磯觀察報》也撰文提醒分不清亞裔面孔的美國人,「別看錯,中國人就是中國人——不是小日本」。

藉著戰時同盟的關係,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在1943年前往美國國會,在演講中呼籲美國協助抗日的同時,也要求國會廢止早已不合時宜的《排華法案》。演講結束后,宋美齡登上了《時代周刊》3月份的封面。

1943年12月17日,羅斯福總統簽署了《公共法199號》,廢除了實施長達61年的《排華法案》以及其他不平等條約。

這一年的一月,鄺泗的白人前妻蒂茜死於動脈硬化與高血壓。而在預感到身體每況愈下后,鄺泗與一直陪伴他的小老婆顏紅在美國登記結婚,以便她能合法分到遺產。

他一直沒有放棄回到中國的念頭,國共內戰結束后,鄺泗最後一次回到了點頭村,等待他的卻是滿目瘡痍。傢具被毀、房屋倒塌、土地荒蕪,佛山大酒店變成了新政權的辦公場所,賬上只剩下了三百美元。

但他依然不介意在這裏頤養天年——子孫們在美國的事業扶搖直上,明福和明洪開設了泗氏製造廠,生產精緻傢具、鏡子和裝飾品,之後又組建了加州泗馬公司,專門生產燈具。埃迪則開辦了龍岩飯店,一度讓好萊塢的明星們趨之若鶩。

他自己則經歷了太多,從點頭村、到薩克拉門托再到洛杉磯,從鴉片戰爭、到辛亥革命、再到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,他見證了這個國家最黑暗曲折、也最波瀾壯闊的歷史,哪怕在這段歷史中,他是如此的渺小脆弱。現在,是時候讓自己安靜下來,埋葬在故鄉的土地上了。

但歷史似乎是有意捉弄這個已經年過九旬的老人,1950年,朝鮮戰爭爆發,鄺泗的計劃又被打斷了。

07. 遲來的正義

伴隨朝鮮半島的戰事,美國政府又開始緊鑼密鼓的進行反華與反共宣傳,在美國讀書的新中國留學生與學者被禁止返回,恐怖在唐人街四處瀰漫。

鄺泗擔心他會再也見不到身在美國的親人,只能又一次回到美國。在生命最後的日子里,鄺泗仍然關心大洋彼岸的故土,他寄錢回國、接濟鄉親,也從未放棄那個卑微的念頭——落葉歸根。但鄺泗自己知道,隔着千山萬水,他再也沒辦法回到那個小小的、貧窮的、令他魂牽夢縈的點頭村了。

1957年3月9日,鄺泗在蒂茜去世的蒙特薩諾醫院離世。當地報紙的標題是「唐人街年紀最大的居民謝世」,「最傑出的華人商人去世」,但報道沒有提及鄺泗和家族所遭受的種種磨難,只把他描述為「好幾代洛杉磯人都認識的、可敬的老人」。

儘管《排華法案》被廢止,但眾多針對華人的法案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陸續終結。1964年,《民權法案》正式規定禁止所有公共場所的種族歧視,而美國各地的「禁止異族通婚法」直到1967年才完全廢除。直到2012年6月18日,美國眾議院才正式對過去所制定的排華法案表示歉意。

此時,距離那份臭名昭著的《排華法案》簽發,已經過去了整整130年。

130年後,美國依然是那個揚威耀武的世界大國,中國則從東亞病夫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,國與國之間的關係,在平等互利的表皮下,終究還是綜合國力的比拼。當然,儘管境遇已經有了地覆天翻的變化,但時至今日,華裔在美國遭受的歧視,依然屢見不鮮。

1991年,中國台灣歌手羅大佑將他在1986年創作的《東方之珠》粵語版重新填詞,並收錄進了《皇后大道東》這張專輯。雖唱的是香港,但從歌里摘出兩句,獻給百年間閱盡苦難的美國華人,也恰好合適:

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,請別忘記我,永遠不變,黃色的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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